他指出，“全球南方”作为推动全球化的核心力量，其崛起势不可挡。过去20年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已从接近20%跃升至约40%，实现了近一倍的增长。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，其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日益凸显。
（编者注：“全球南方”主要用于描述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国家和地区。它强调全球不平等和南北差距的问题，是对传统的“东方”和“西方”划分的补充。）
王一鸣说，全球化在促进贸易和投资繁荣的同时，客观上也带来了收入收益的不平衡、产业空心化等问题。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资本跨境流动放缓，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浮出水面。过去五年，歧视性或限制性贸易政策的数量远超自由化贸易政策。
与此同时，数字贸易正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。王一鸣指出，2019年至2023年，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的增速超过10%，远超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速。2023年，数字服务出口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一半。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指数（包括海外资产、销售和运营占比）保持在60%以上的高位，数字巨头更展现出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，这表明全球化正以新的形态深化演进。
“正如《经济学人》所言，旧式全球化正在终结，新全球化时代已然开启。”王一鸣说，中国过去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开放，未来推进现代化更需深化开放。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，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广泛的贸易伙伴网络，为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优势。
他表示，更开放的制度环境为建设开放的世界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对中国来说，制度型开放的首要任务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。随着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，服务业的开放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。
“下一步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，将服务业作为重点，进一步优化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，推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合并。”王一鸣说。
他强调，制度型开放的目标是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。要对标世界银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，加快推进营商环境的改革。
王一鸣还指出，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，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，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。同时，在数字化、绿色化以及国际贸易新领域，中国也应积极参与新的市场规则制定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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